有知識有文化有理性，有理想有道德講誠信，這應該是“天之驕子”大學生的精神實質與本來面貌。可是在當下的大學校園，這種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卻失落了，主要體現在情感行為的失范，心理行為的失衡，道德誠信意識缺乏等。

大學生精神失落的原因是立體的。一方面是教育系統外部的，另一方面是教育系統內部的。外部原因姑且不論，而一旦把焦點鎖定在教育系統內部，高校“擴招”便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

高校“擴招”源于1999年教育部出臺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適齡青年的15%。“擴招”的重點先是本專科生，然后是研究生。高校“擴招”的理論基礎是“高等教育大眾化”學說。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學者馬丁·特羅發表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量的發展和質的飛躍》的著名論文，此后高等教育大眾化問題就一直備受世界關注。一些國家以其“量變帶動質變說”作為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理論依據。世紀之交，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和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高等教育大眾化問題也被推向了現實的前臺。

誠然，高校“擴招”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使更多青年學生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萬事皆有“度”，過猶不及。有人認為高校“擴招”對廣大大學生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甚至是導致大學生精神失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學生精神的失落是大學自身文化缺位的必然結果，而大學“聚進式擴招”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大學文化的普遍缺位。什么樣的土壤培育什么樣的花朵，貧瘠的土壤培育的花朵干枯，肥沃的土壤使之茁壯。同理，什么樣的大學文化就能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校園是廣大大學生日夜浸淫其中的環境，校園文化對大學生的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梅貽琦先生所謂的“大學非大樓之謂，乃有大師之謂也”，其實也是從一個方面對大學文化重要性的強調，因為大師本身就是高尚文化的化身。

從文化學的角度看，任何有人類居住的地方都會有文化。大學文化的缺位并不是指大學校園里沒有文化，而是指在大學校園里本來應有的那種積極向上、誠信道德、優雅從容、平和寬容精神的缺失。

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取得了飛速發展，大學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從質量上都有相當的擴充與提高。但這種發展并不能夠為“擴招”潮流中大量涌入的求學者提供充足的資源。

教育過程輸入的資源，包括人力和物力兩個方面，其中人力資源主要指教育工作者（以教師為主）；物力資源包括實物形態和財力形態。很顯然，高校“擴招”并不是基于招生能力而進行的，雖然“擴招”及伴隨的學費“漲價”為高校帶來了一定實物形態和財力形態的物力資源，可是這種物力資源的增長量相對于短時間“富集”在校園里的大學生而言是太少了。

于是，現在的大學校園到處都是擁擠的人流。這是怎樣的一種文化環境？到圖書館借書還書需要排長隊，自習室經常找不到座位，在食堂排長隊買了飯食卻又找不到桌子吃飯，上課統統是大班，不管是本科還是研究生；操場同樣人滿為患，想運動，沒有場地和所需的器材……在“人人相擁”的氛圍中怎能培養“優雅從容”與“平和寬容”？要知道，在這種文化里只能滋生大學生的浮躁心態，無論在做人還是在做事。美國一些大學校園寧靜而悠遠，一些高水平的大學在建校之初就以不同的形式立下規矩來控制學校規模。這一點在今天我們的大學里很難見到。

伴隨“擴招”而來的是高校學費的“漲價”以及所謂的“教育產業化鏈條”的形成。由于教育產業化思潮的泛濫，大學日顯功利，在“學術圣地”與“產業經營”之間左右搖擺，無法對自身辦學的理念進行清醒定位。

高校過度“擴招”還導致了大學生就業的困難，學生本人和家庭太多的付出卻無法得到切實的收益，在浮躁功利的文化土壤里又沒有受到良好的通識教育，這種落差使得尚處于人生心理“斷乳”階段的大學生難以把握自己的方向，也就促使他們將潛在的危機顯性化。

“擴招”政策的實施讓一些守望大學的青年學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盲目、過度的“擴招”只會讓這一線曙光稍縱即逝。因此，相關教育制度的規范與實施是重建大學生精神的一道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