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我們都是普通人，大家可能覺得我這是在說廢話吧?你們一定覺得自己很普通，現在找工作都很難，還不普通嗎?

你們不普通。你們是大學生，你們是清華的學生。現在社會上把大學生就業的問題提得很高，不就說明你們不普通嗎?否則為什么社會不去關心那些中學畢業，技校畢業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的困難呢?至少社會沒有把他們的問題與你們的問題相提并論吧?

這里隱含的，就是你們不普通。

在顯意識上，也許大家覺得自己是普通人。可是潛意識中，人們基本都在追求不普通的感覺。

我們為什么會羨慕那些“成功人士”?我們為什么愿意被別人稱為“精英”?都是想讓自己與普通人不一樣，讓自己變得不那么“普通”。

盡管大家現在為找工作發愁，現在覺得很普通，那是因為清華集中了一批最能干的人，結果大家都覺得自己灰頭土臉的。我們那時候也是這樣。但是出了清華感覺就不一樣了。很快你們會覺得自己不普通。走上社會之后，稍稍有點成績，或者有點大的成績，別人就會吹捧你，你是精英啊，你了不起，你是“白骨精”。你的腰板就直了，腦袋就沖到天上去了。

等到大家有了一定的地位和權利，開上了奔馳寶馬，住上了別墅，瀟灑地與各路“精英”同場競技打高爾夫球的時候，大家就更會覺得自己不普通了。甚至可能自我膨脹到會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去脅迫他人，去與客觀規律對抗。這種情況在社會生活中是很常見的。

當然也許到那個時候大家還是認為自己很“普通”。可是那個時候大家心中的“普通”，與我現在講的恐怕已經不是一回事情了。

你們在座的都是所謂“80”后的。我們60年代的人總是看不上你們，是吧?好像是去年還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打嘴架。其實就是因為大家都沒把自己當普通人看。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用出生年代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證明自己的不“普通”。

60年代的人們指責你們沒有理想，不負責任，看你們就不順眼，對吧?我一個同事就曾經找我抱怨說：“謝總，你不知道現在這幫孩子，一點責任心都沒有，可難帶了。”因為我的本職工作已經不面對這層員工了，所以我確實也不太了解具體情況。

不過當時我就說：“你閉嘴。你憑什么這么說啊?這些80后的孩子難道是石頭縫里蹦出來的嗎?他們不是這個社會熏陶出來的嗎?誰把這個社會搞成這個樣子的?還不是我們這些人嗎?也包括那些50年代甚至是更早的人干的。如果這些孩子真的像你說的那樣不爭氣，首先該罵的也不是他們呀。”我的同事聽了，覺得我說的確實有道理。

前幾年“超女”搞得挺熱鬧，但是招致很多人反感，矛頭直指你們這代人。因為在臺上又蹦又跳的都是你們的同齡人。可是背后是誰策劃的呢?是60年代的人策劃的，我聽說還有咱們清華的校友。

所以我覺得5、60年代的人沒有任何資格來蔑視你們。那無非是為了顯示他們的“高貴”而已。

那反過來，你們也別覺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覺得你們是這個信息時代長大的人，好多你們懂的事情，我們根本不懂;覺得自己比前輩有主見，有個性。其實每一代人在這個年齡的時候都有這種良好的自我感覺。可是如果我們去認真看看，每一代人中，別說年輕的時候，即使到了成年，乃至是老年階段，真正在大事上有主見的都是極少數。大多數所謂有“主見”的人，不過是在雞毛蒜皮的事情上標新立異，或者是趕著潮流甚至是在拾人牙慧，還以為自己是多么的特立獨行呢。

你們這代人干的那些花花事，只要有條件的我們全干過。比如前些年吵吵得很厲害的中學生談戀愛問題，其實我們那時候就有。只不過家長不知道而已。

不止我們那時候，比我們更早就有了。我的一個男同事應該是40年代生的，也是咱們清華的校友，文革前本科畢業。前些年，他兒子考上了上海交大的研究生。他兒子很得意地對他說：“爸，我這輩子會樣樣都比你強的。”結果他告訴他兒子：“兒子，有一樣你已經沒戲了。你到現在戀愛都沒談過，可是我在中學就有女朋友了。”孩子一聽就去問他媽是真是假。他媽說那時候我還不認識你爸呢，無法證實。

那個年代的早戀，當然比現在收斂許多。那是因為那個時候大人們的舉止也比較嚴謹，我們自然不敢太放肆。反過來，今天你們的開放，難道很大程度上不是來自長輩們的“率先垂范”嗎?從社會的層面來看，年輕一代的放縱，常常源于成年人的墮落。這是大的因果關系。

在這場兩代人之間的互相指責中，雙方都作了一個錯誤的基本假設，那就是人性在2、30年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就有點太自以為是了。

人性別說在幾十年中，就是在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中，也沒有本質的變化。否則我們現在何必還去讀《論語》?《三國演義》中的忠義奸詐與《紅樓夢》中的悲歡離合何以還能打動我們的心?西方的“文藝復興”何以被稱為是“回歸古希臘傳統”?在當年的紅衛兵運動和這些年不斷的出國潮之間，我們難道看不出有著同樣的人性盲從的影子嗎?變化的是比較表層的內容，是我們的穿戴，我們的出行方式等等。不變的，是人性中的高尚與無恥，坦蕩與狹隘，公德與私欲等本質內容。60年代的人中有舍己為人的，也有腐化墮落的；你們這代人中，同樣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當然也有醉生夢死的。未來更年輕的一代代的人依然會是這樣。因此，我不贊成厚今薄古，亦反對厚古薄今。

講這些例子，是想告訴大家，我們在潛意識里，總是試圖證明，也在追求一種高人一等的感覺，不肯把自己當成一個普通人看待。而中國的知識分子，確實也有這個傳統：勞心者治人。我們在文革中，似懂非懂地大大批判過這些觀點。

我也是在出國留學以后才清晰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

在那以前，我就沒有從內心深處對此作過認真的思考。在上研究生的時候，89年的暑假我和朋友一起從天津新港坐船去大連玩。登船的時候，我們出示我們的學生證。驗票的人一看我們是清華大學的學生，真的是肅然起敬。大家能想象出來嗎?

我當時的感覺那是相當地好。我并沒有意識到，這其實就是因為我內心深處很享受別人不把我當成一個普通人看待，盡管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做一個普通的勞動者。這是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非常強調的一點。

后來到了悉尼，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就是一個普通人。那個時代的留學生與現在不一樣。現在很多出國留學的孩子，沒錢了就向父母要。我們那時候全靠自己謀生，而且還要想辦法給家里父母攢些錢。所以，一到悉尼，我就發現自己什么也不是。沒人知道清華是個什么樣的學校;我的簽證也受到各種限制，我連一個普通的悉尼人都不如;我的獎學金只能勉強維持一個低水平的生活;那個時候在外國人眼中，“中國人”基本就等于“窮人”，與來西方要飯的感覺差不多。我突然發現，多年來我引以為自豪的光環，無形中享受的一些優惠和便利，轉瞬間就不見了。

大家當時把出國稱作“洋插隊”。我確實在那個時候，又想起了小的時候隨父母在農村插隊的事情，想起了記憶深處中保留的農民過年時，排隊領取用來包餃子的黑褐色面粉的景象。面對身處異國他鄉的種種窘迫，回想當年農民們的生活，我第一次從內心深處真正明白了我就是一個普通人。別人承受的磨難，落到我的頭上一點都不應該奇怪。

所以，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我才有意識地告訴自己，老老實實做一個普通人。不論是遇到什么樣的情況，發生了什么樣的事情，都不要去消極地抱怨，而要平靜地去對待。最關鍵的是要盡到自己的本分，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

這是我在悉尼留學的第一個重要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