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兩年間，大朋一直對我當初居然不是以處女之身下嫁給他而耿耿于懷。
　　我對他這個雖是出身于農家，但學歷絕對在我之上的男人解釋說，女人的處女膜絕對代表不了什么，我那曾經迷亂的初戀不過是一場夢，而夢醒之后，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不愛那人的；

　　我甚至還跟大朋開玩笑：“老天看來不公平，給了女人一樣似乎可以證明貞潔與否的物件，卻沒給男人一件類似‘處男膜’的東西，讓女人也能難一下她們所愛的男人可否是‘原裝’的。

　　然而大朋偏偏不依不饒，總是借故逼我供出自己的所謂“失身” 細節，有一次甚至要求我必須具體說出，我跟在他之前出現的那男人，當初是誰先脫誰褲子，以及脫了之后怎么做的。

　　我惱怒地拒絕了。沒想到我的拒絕，竟使得一向舍不得傷害我(盡管只限于形式)的大朋，仿佛尊嚴盡失般地打起了自己的耳光，好像我真給他弄了頂綠帽子載似的。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嫁錯了人了。最后離婚時，我哭了，由于實在想不通自己好端端的一場婚姻，竟會如此收場的緣故。而大朋當時也流了淚。
也許是為了逃避我老家那個令我窒息的小城市和急需呼吸新鮮空氣，我來到了我向往已久的北京，并且在四處打工的同時，撿起了差不多已經忘光的英語。

　　兩年后，當我幾經懷疑終于確定自己真的又戀愛了時，我專門挑了個恰當的時候，把自己內心的幸福感覺，告訴給了那位跟我同居了半年并且腦袋后邊扎馬尾辮的流浪畫家。

　　但對方卻說：“你也許不信，我其實像你前夫一樣介意你的過去。再說，我信不過離過婚的女人！”天哪，我居然在“貞操”這個字眼上絆倒了兩次，內心的悲涼透徹骨髓。

　　我一生中最暗無天日的那段日子，是在我憑借自己重新惡補出來的英文底子考入一家外資酒店，并成為其大堂經理后結束的。有一次我的荷蘭籍女同事珍告訴我，男人介意一個女孩子是不是處女和有沒有過婚史，這在他們西方人看來十分滑稽可笑。

　　她甚至鼓動我：“不信，你可以跟我們西方的男孩兒談次戀愛試試！”結果在她25歲的生日聚會上，她把他的前任男友杰夫介紹給了我。

　　盡管杰夫沒像珍所期望的那樣成為我的男友，但從他開始，我慢慢開始喜歡和老外交朋友了。我欣賞他們活得明朗、直白、自然，甚至把愛、喜歡和性截然分開的生活態度。

　　后來倒是我那位也是離過一次婚的瑞典籍上司路德，在我們有過一夜情之后，向我展開了玫瑰攻勢，我們從彼此欣賞到真正熱戀，經過了一年半時間，直到他將一枚訂婚戒指載到我手上，我才有了一種類似心里的石頭總算落地的輕松。